父亲出生于1943年，今年81周岁了。他上面三个姐姐三个哥哥，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和我前面三个姐姐一样，自幼虽未娇生惯养、养尊处优，但他在父母呵护、哥姐关爱下，应该没有吃过什么大苦。
父亲和我是宝应中学高中校友，他上世纪60年代毕业，我90年代离开家乡。本来可以读大学、做飞行员的他，因为莫须有的家庭成分等原因，和展翅高飞失之交臂。毕业之后的几十年，他一直在乡镇供职，在学校、兽医站、乡政府都工作过，直至20多年前在基层公务员岗位上光荣退休。
这样的经历，除了农忙时节，帮助母亲搭把手干点农活，估计也不会多么辛苦；没想到去年，他毫无预兆毫无过错地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曲折。
去年9月8日晚上，在南京的我正和律师朋友等人在一起吃饭，忽然接到父亲同学兼亲家杨校长的电话，他说，刚接到他们共同的宝中老师柏老电话，你父亲出车祸了，伤势估计不轻，已经送往医院。
原本招待外地客人正在畅饮的我放下酒杯，告知了他们此事，连说不好意思，很快草草结束了饭局。我立即联系了在县城工作的三姐夫，也已经接到医生电话的他，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
他在急诊找到躺在担架上的父亲后，给我来电说，医生讲伤势比较严重，下了《病重通知书》，需要立即住院治疗。当时时间已经不早，晚上没有急事，我一般不轻易打扰朋友，特别是官员同志；事态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平素最怕求人的我硬着头皮，拨通了一位人脉广泛的县城领导老兄电话，他一口答应帮我马上协调。
我还是不放心，和妻子商量后，把两个第二天要去校上课的孩子安顿好，由她驱车连夜来到了家乡医院。因为晚上能见度不高，加上女同志开车慢，我们路上耗费了四个小时左右，中间还下错了高速又返回。凌晨二三点，我们来到医院，见到父亲昏睡在病床上，没休息的三姐夫在边上陪伴观察。
诊断结果出来了:父亲断了好几根肋骨、脑部出血、椎骨受伤、牙齿跌落、软组织受伤……当时接到一位路过事发现场的好心人范女士报警的警方告诉我，因为现场没有监控，根据初步判断，父亲应该是自己跌下来的。我当即表示了怀疑：他骑车几十年来，从未出过事故，自己摔的好像不太合理，请你们进一步核查下如何。
随后，我也通过相关渠道向有关领导作了反映。不几天最终结果出来了，父亲是被一个电动三轮车撞倒跌伤的，肇事逃逸者已经找到，对方负全部责任。忐忑不安几天了的全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如果无缘无故吃这个苦头，最终还只能自认倒霉，那真是岂有此理、岂有天理？
听闻父亲住院的消息，家里人首先忙了起来：也年届八旬的母亲来病床前日夜陪护，三姐和三姐夫请假多天来照顾，在上海的大姐夫请假几天回来服伺，二姐家儿子也从上海来看望，三姐家儿子从广东回来探望，大姐家女儿和女婿从苏州与海南来问候……一个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关键时刻会得到了检验和体现。
亲戚朋友们闻讯后，也来了：小舅爹爹和他儿子、在上海的二姨奶奶和他儿子、在镇江的大舅家儿子、三姑奶奶家儿子、父亲大哥家女婿、扬州周老和他在市交警做领导的儿子……我的好几位亲戚朋友，包括我的丈人岳母，有的发来红包给我，有的网递水果到医院，表示深切关注和衷心问候。
父亲退休前所在单位镇政府的两位领导来了，他们送上慰问金表示由衷关切和祝愿早日康复；父亲所在党支部的杨书记亲自前往相关部门，希望他们能够依法处理，让法律给八旬老干部一个公道与说法。
我回南京后的10月上旬，老婆开车带着全家四口回老家，接遭父亲出院。父亲的事与身体，此后在政府、交警、医院、家人等部门与领导等各方关心下，在有条不紊地处理和积极康复中。
春节前夕，我携带全套资料前往扬州进行伤残鉴定咨询；此后，警方人员也专程前往，联系协调伤情司法鉴定事宜。令人气愤的是，事发至今，肇事者没有支付一分钱医疗费，也没有登门看望一次和道歉一句，更没有来过一个电话表示关心……
所以，我们会通过法律手段，追究他的刑事和民事责任，最终结果今年应该会有，请大家拭目以待。
前些时，在江苏《城市名人》举办的一次《爸爸再爱我一次》电影研讨会上，我当着省委宣传部原领导、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原南京市人大代表、商会会长、大学教授等几十位嘉宾的面，讲述了我们处理父亲本次车祸的过程，获得大家的热烈掌声和肯定赞同。
春节前夕，家乡镇党委两位主要领导和村主要领导等一行人来到我的老家，给八旬父母送上了慰问金和礼品，表达了对一位为党为国为家乡奉献了几十年的老党员伉俪的关心和尊重。
在外工作打拼的我们，听闻各位领导和朋友对父母的友善与看望，发自内心地表示十分的谢意和感动。